(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 誠品B1書房會2009/6/4
馬世芳的外表比我的想像中年輕得多，長型的、白淨的臉，粗黑的短髮，是少見的端正的廣播和作家。
他在桌上擺置好電腦 (一台極大的MAC)，便拿起麥克風開始聊起。以一個廣播人的身分，他說話似乎略顯含糊。他告訴我們，這一個鐘頭的演講，將不只是──也幾乎不──談及天安門事件本身。因為這些資料上網隨便查都有，他要談的更包括那個時代的情形、造成的影響，以及最適合馬世芳來談的──音樂。
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台灣已處於戒嚴的狀態，一時引起一陣軒然大波。遊行、創作等等聲援行動震動整個島嶼，更影響當年的三月學運。而中國政府竟真槍實彈地對付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學生，也造成後來柏林圍牆事件時，當局不對人們開槍的決定。
馬世芳簡述天安門事件所造成的回應及影響後，便點開了簡報檔，在牆上投影出一個青年──他的神情穩重中隱現激昂，臉上刻畫著老成與滄桑，似是天生的蒼老又似是後天的痛楚。
那是崔健，馬世芳告訴我們。
崔健是一代從小生活在共產體制中的青年。身為軍眷屬，在類似台灣從前眷村的環境中成長。在此馬世芳提及王朔的《動物兇猛》，書中的主角即是軍眷屬，印象中，那是一種既自決高人一等又封閉窒礙的環境。十分自然的，因父親是個小喇叭手；崔件從小便學習小喇叭，中、西；台、陸，都曾普遍地存在這種盲點吧，我想。
崔健擁有那個年代的青年的共通特色，他和他的朋友們都對中國的傳統萬分熟悉：那是他們成長的空氣、水分、養分與一切感知。也許正是因此，當他接觸到西方的搖滾時，頓時驚艷、著迷；卻沒有台灣青年處在同樣情形中時出現的迷惑；沒有對自己的文化與外來的文化、傳統與新鮮刺激間的拉鋸；沒有迷失自己的疑慮，只是篤定的、直覺的擷取西方搖滾音樂中的傑出之處，引以詮釋自己地位與生命。
1989年，崔健和他的朋友們推出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在這個樂團裡，多是相似背景的青年。有人自嗩吶、古箏開始接觸音樂，現在卻更精通薩克斯風、吉他。「長征」指的自然是1930年代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而出版這張專輯時被抽去了同名的第一首歌，而不得不改名為《一無所有》。
近年，《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才重見天日。
聽說過 沒見過 兩萬五千里
有的說 沒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著頭 向前走 尋找我自己
走過來 走過去 沒有根據地
想什麼 做什麼 是步槍和小米
道理多 總是說 是大炮轟炸機
汗也流 淚也落 心中不服氣
藏一藏 躲一躲 心說別著急
噢 1234567
問問天 問問地 還有多少里
求求風 求求雨 快離我遠去
山也多 水也多 分不清東西
人也多 嘴也多 講不清道理
怎樣說 怎樣做 才真正是自己
怎樣歌 怎樣唱 這心中才得意
一邊走 一邊想 雪山和草地
一邊走 一邊唱 領袖毛主席
噢 1234567
看著歌詞就得以想像崔健獨特、濃重、力道十足的唱腔，這便是崔健的功力與魔力。
《一塊紅布》收於崔健的下一張專輯《解決》。這是一首飽受爭議討論的曲子。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看不見你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問我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你做主
我感覺 你不是鐵
卻像鐵一樣強和烈
我感覺 你身上有血
因為你的手是熱乎乎
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
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你問我還要去何方
我說要上你的路
我感覺 這不是荒野
卻看不見這地已經乾裂
我感覺 我要喝點水
可你的嘴將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為我身體已經乾枯
我要永遠這樣陪伴著你
因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嘟......嘟......
多麼強烈、可畏的情感！我立即聯想到中共對人民的掌控，和他們營造出的盲目崇拜，對領袖、對國家、對公權力，使人們不只沒有反抗的能力，更沒有反抗的慾望，是一種巧妙又野蠻的集體洗腦。如此具體的諷刺，寫出這樣的歌；公開演唱這樣的曲，崔健怎麼還得以活在中國的疆土上？我懷疑。
馬世芳說，許多人紛紛爭論這該是一首情歌抑或是政治歌曲？(此時我乍然發覺情歌也是一種選項，稍解我的疑竇)，而在一段影片中，我們看到崔健自己這樣說：「藝術有政治責任但沒有政治目的。」他覺得，「這首歌同時有愛情、文化，亦可以有政治含義。」
但1989年六月以後，中國的氛圍驟變。國家警戒、壓制人民；人民壓抑、全國發展後退。在人們噤若寒蟬的環境中，崔健展開全國巡迴演出。北京的演唱會中，他的音樂使觀眾們皆激動落淚。中共立即取消這次巡迴表演，更在往後十八年中禁止他在北京演出，
Carsick Cars這個樂團和崔健生在截然不同的年代，相隔二十年，卻擁有共通的壓抑，通過搖滾樂紓解。2007年Carsick Cars同名專輯發表，其中，馬世芳放給我們聽的，是《廣場》。反覆鼓動的前奏，伴隨著突兀卻奇異規律的Base，我們靜默聆聽，在漸激昂的音樂中等待，被牽動著、拉著前進……直到人聲出現，亦吶喊亦高歌的嗓音，似激情又無力地，
他整夜的坐在廣場裡面
等待著他的救星出現
他也許就站在你的面前
注視著你成長的一切
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廣場
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廣場
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廣場
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廣場
……
我震驚，震撼了。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受，以為封閉的大陸，竟出產如此傑出的青年！這時，只有轉頭望著宛儒，才能在她同樣激動的雙眼中表達出讚嘆。
馬世芳在牆上秀出《志願的人》的歌詞，沒有《廣場》那樣的空洞、絕望感，卻飽含濃濃的譏諷，隱隱透出悲哀。
他把胳膊都給捐了
他把腦袋也給捐了
然後他就戴上一頂小黃帽
他就成了志願的人
然後他就戴上一頂小黃帽
他就成了志願的人
他把財產都給捐了
他把老婆孩子也給捐了
然後他就戴上一頂小黃帽
他就成了志願的人
然後他就戴上一頂小黃帽
他就成了志願的人
令人聽了不禁沉默的一曲。感嘆、無奈，這時，又該說什麼好呢？
最後，馬世芳以另一首名為《廣場》的歌曲作結。這是李志的作品，1978年出生的青年，歌聲直接、質樸、毫無修飾，是一種和黃介相似的娓娓道來。但年紀相近的兩人，一者生在台灣，一者生在大陸，造就了同樣乍聽天真的嗓音之後，分別隱藏著悲慟、深沉的痛苦；和無憂無慮、純真的回憶。
自此不必再加分說，馬世芳這次講座的題目【我們沒有忘記】，一個個受環境與歷史的年輕人已在他們的音樂中明明白白的透露了。他們一肩揹負著過去，卻繼續踏下沉重的腳步。也許近年來這步伐漸輕；腳印漸淺了，但沒有人會忘記，沒有人該忘記，1989年 六月四日 ，在北京天安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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